忻元龙 忻惠发 林鸥

我们通过二十多年来收集忻氏文献和对鄞县忻氏的研究，对相关的历史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因此，我们认为鄞县忻氏的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鄞县古代家族史中的空白。
宋元时在鄞县居住的前一支忻氏
遍查全国各地忻氏宗谱和方志文献，均不见忻氏自出祖的信息，仅有从天台的一本季氏宗谱中我们才发现忻氏最早的四个人名，因此可确定在唐末五代时就有忻氏。虽然在北宋的文献中也记载德清有忻村的信息，也可推测到忻村约建于唐末，但仅有一个村名也无法考证详情。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忻氏信息，就现在所知，宋代时在天台、德清、鄞县三个地方有忻氏定居。
到了宋初时，鄞县迁来了一支忻氏，居住在东钱湖边，留下了一本《外纪图传》，记载了由宋初到宋末的三百多个人名，但也不说本支忻氏出自哪里？而在宋代的鄞县方志中也没有提到鄞县有忻氏。所以现在也不知道这一支忻氏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
经过我们对鄞县各氏族宗谱的研究，在东钱湖周边的氏族宗谱中，终于找到了宋代鄞县有忻氏居住的信息，初步断定那时的忻氏居住在陶公山一侧的张迈岭，在明代文献中尚称之为“张迈岭忻氏”。
根据对明代以前的各氏族宗谱分析，宋至明初有杜氏、史氏、徐氏等几家与这一支忻氏通婚，其中史家湾（张迈岭边）史氏、张迈岭徐氏的始迁祖娶的都是忻家女儿，所以，这些都证明了鄞县在宋代有忻氏居住。
到宋末时，鄞县“张迈岭忻氏”有一位忻灿（字宗文）去台州，他有一个族兄弟忻玉（字宗成）也去了天台西乡三十七都，于是在台州留下了鄞县“张迈岭忻氏”的后裔，现在生活在临海沿岙村的忻氏和在天台石门村的忻氏，都奉忻宗文为始迁祖。而这一支忻氏与原先在天台的忻氏是什么关系还在研究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支由鄞县迁去的“张迈岭忻氏”与原先在天台的忻氏并非同一支。
台州忻氏有一本宗谱，说忻宗文迁自宁波东田湖（即东钱湖）陶公山，忻宗文之父忻碧也葬在陶公山，忻宗文年老后回到宁波，死后葬在奇龙山（张迈岭边）。
宗谱中收有一本叫《外纪图传》的书，纪录了这一支忻氏谱系的简单信息，我们研究后认为《外纪图传》应是忻宗文编的一个家族史草谱，因无法纪录未来的原因，他只记到孙子一代（弘字辈，弘字为避清乾隆皇帝名讳改为宏字）。
忻宗文等去台州，其忻氏家族仍在东钱湖张迈岭边生活，这才有史浩的后人史冕孙在宋末元初时迁居到东钱湖张迈岭边，史冕孙娶了“张迈岭忻氏”之女，成了现在史家湾史氏的始迁祖，后来史、忻两支代代联姻，史家湾史氏成为东钱湖边各支史氏中的大族。
但“张迈岭忻氏”到元末明初后，却家族式微，除与“张迈岭徐氏”通婚有一支下传外，在人口渐稀后因无家谱下传，谱系终止。所以现在仅知的是可能有人外迁在宁波及嘉兴，其余信息就很少了。
在宋元交替之际，又有一支忻氏由福建南安来到浙江定海县（现名镇海），有一位忻都（字弘勋）迁居金塘岛梳头岙。后来，忻都次子忻睦宗迁居定海县（现名镇海）车苏巷。由宗谱可见，这一支忻氏先在定海，到元末时才与鄞县相关，忻睦宗之子忻高死后葬在定海县招宝山，忻高之孙忻徕娶鄞县梅墟魏氏，与鄞县魏家联姻是忻氏来鄞县之第一步，虽然他死后仍葬在定海县小港，而忻徕的曾孙忻胜道虽是迁居鄞县陶公山的始迁祖，但他已葬在鄞县梅墟，而他的儿子娶的也是梅墟陈氏。所以我们可以说，鄞县的另一支忻氏是在元代时由定海迁来的。
明代起在鄞县发祥的后一支忻氏
辗转几代人后，已是明初，这时有鄞县梅墟的忻胜道迁居到东钱湖边陶公山，忻胜道来东钱湖边的原因是他娶了东钱湖边邱隘的邱氏为妻。他因与“张迈岭忻氏”交好而由邱隘迁居陶公山，这中间也应得到“张迈岭忻氏”的帮助，所以在这一支忻氏的宗谱中告诉我们，每年祭祀时归老大房专办的祭祀有一个叫天赦太祖，此人不见于本支宗谱，只知他的坟边葬有“陶公山忻氏”四大房的四个房祖，也即是忻胜道的四个玄孙（忻颛的四个儿子）。而“张迈岭忻氏” 的排行中却有一代是“天”字排行，或可说明这个忻天赦与“陶公山忻氏” 的关系。
忻胜道迁居陶公山后，一家几口在此安居了五、六十年，他逝世后也循旧例依父坟而归葬梅墟。
到他曾孙忻颛、忻顗时，这一支忻氏才发展壮大。忻颛（字端一），后人奉为始祖，称“陶公山忻氏”。由忻颛逝世的一五○二年至今五百二十年，他的后人依排行有二十二代，健在的从十四代到二十二代也算“九世同堂”，这在现代大家族中也不多见。
他的弟弟忻顗（字端二），后人先奉为“崇邱始祖”，说明他离开陶公山迁居定海崇邱乡墩头王居住，家谱可称为“墩头王忻氏”。“墩头王忻氏”与世居在此的墓孝陈村陈家长期联姻，现在因道路建设，墓孝陈村边的忻家已被拆迁，“墩头王忻氏”已散居在附近小区居住，所以“墩头王忻氏”已较难形成家族传承的规模了。
“陶公山忻氏”的经济发展
“陶公山忻氏”一枝独盛，因忻颛的四个儿子耕读持家，四大房子孙既有务农学匠，也有读书教书，既有赴海捕鱼，也有出外经商。虽说获利者多而称豪富者稀，有所获利则回乡买地建屋，所以，在原本并不繁华的东钱湖西岸，依山而居的忻氏子孙，建起了鳞次栉比的民居楼宅，长街成市，吸引了不少人来陶公山“赶市业”，使鄞县六大市中有了一个“陶公山市”。
另外，由忻氏宗谱可见，“陶公山忻氏”在明清时由于家族的相对富裕，所以在环东钱湖范围内拥有不少山、地、田，如湖之西的陶公山一带大多有忻家人买田造屋居住，湖之东的沙家山、黄菊岙大部分山和田为忻氏祖坟和耕田，湖之北的黄泥大岙、尊教寺山、柴场岙、纪家庄和湖之南的范岙等地，大多都有忻家的山、地、田，一作墓地和坟庄，二作租田收租自用或公用，三作嫁妆。“陶公山忻氏”祖先遗留给忻氏子孙这份山、地、田产业，直到现在还在产生利润，还在作为集体所有的资产供忻氏后人享用。
“陶公山忻氏”的人口繁荣
现在回看忻颛这一支“陶公山忻氏”的由微显著，得益于明代这一时期的宁波地区政治经济环境平和，得益于东钱湖地区的鱼米之乡物源充沛，同时得益于当时东钱湖地区的人口竞争不大，由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滋养，使这一家族在四代之中，迅速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优势，成为可抗衡多种挑战的大家族。
初步统计可见，“陶公山忻氏”在忻颛和四个儿子的初始阶段，一个家庭总数是十个人，当三世同堂时，他有十六个孙子、两个孙女，不算嫁娶一共有二十八人，当四世同堂时，他有四十二个曾孙、二十一个曾孙女，不算嫁娶这一族一共也有八十多人，连嫁娶有二百多人，这在当时的大家族中确实罕见。
这样一种家族繁荣也吸引了周边的家族与忻家联姻，这种就近联姻的状况很快又促进了家族发展，使人口有高速增长，从而也形成了原本姓氏稀僻的“陶公山忻氏”在鄞县占有一个独特地位，提到忻氏就知道是“陶公山忻氏”。也正因如此，“陶公山忻氏”在四百年间由一户十多人发展到三千户一万人。据上世纪末统计“陶公山忻氏”在鄞县有五千多人，在鄞县八百多个姓氏中人口数居第四十三位。而在宁波及海内外散居者更多，远超过现在居住本地的人数，仅上海一地就有一万六千多人。也就是说，仅“陶公山忻氏”一支就有二万多人，比一九三五年时的三千户一万人，在六十年中还是增加了一倍以上。
“陶公山忻氏”的向外拓展
人口增长导致了陶公山区域性的人多地少，所以“陶公山忻氏”向外发展也是比较早的。在明代就有人去北京娶妻，定居北京后形成小家族。到清乾隆时有宫中档案显示有“陶公山忻氏”在长江口一带从事货物运输。清初时也有好几支“陶公山忻氏”在定海和舟山一带从事外海捕鱼业，因是东钱湖出去的，被称作“湖帮”，有一些忻氏后人就聚居在定海的干览村、舟山的荷叶湾。而聚居在宁波府区域的还有慈溪城内、奉化楼隘、象山长沙村等，聚居在鄞县区域的有县城、咸祥、瞻埼、上陈、戴港岸、圆巉、港六、陈婆渡及鄞西等地，还迁去过浙江黄岩等地。
进入近、现代后，清道光时“陶公山忻氏”就有人到了上海，在上海城里买地定居，还有到上海周边的南汇周浦（清末民初属江苏）定居。由于上海的独特环境，忻氏后人很快在上海聚居，民国时在沿黄浦江西岸（由十六浦到杨树浦长约十多里）就有不少忻氏族人居住，紧靠黄浦江边有一个华忻坊即成为“陶公山忻氏”聚居的小区。
现在的上海“陶公山忻氏”已由杨浦、虹口、南市、卢湾、静安、闸北等几个区，迁居上海各地。“陶公山忻氏”在上海的发展，既带动了陶公山的经济繁荣，所谓“家家都有上海亲眷”，也使忻氏一族的人口优势在上海有了新的增长，到上世纪末忻氏排在上海各姓氏人口数的第一○九位，可见其人口发展的强劲之势。
还有一支“陶公山忻氏”在光绪年间由上海去台湾生活，甲午战争后被锁定在岛内，直到一九四五年后才迁去美国。这是较早走向海外的忻氏族人。
去香港经营实业的“陶公山忻氏”，如忻信来、忻元甫等也始终不忘乡情，多次返乡捐资支持家乡建设。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有一位长期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忻康先生，怀揣着父亲打造一枚忻氏纪念牌，回宁波寻访故乡。他七十高龄时奔波了好多次，终于找到了父亲忻定山的故乡陶公山，又找到母亲唐姣娣的故乡慈溪，心心念念要联上“陶公山忻氏”的家谱。
现在可见，“陶公山忻氏”在国内各地都有散居。由于历史原因，在北京、江苏、安徽、湖北、江西、陕西、台湾、香港等地还有一些家族聚居。在海外则主要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陶公山忻氏”的后人在海外通过网络向故乡报到，频频增添一份爱家爱乡之情。
“陶公山忻氏”的文化底蕴
同样，“陶公山忻氏”的人口优势在文化积累上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几百年间，“陶公山忻氏”蔚为大族，虽说读书人多而中举者稀，由明中期至清晚期，“陶公山忻氏”仅出了两个举人，一个进士，但也出现了一大批庠生、国学生级别的知识分子，为当地的私塾教育提供了不少师资力量。虽然“陶公山忻氏”的文化名人不多，但耕读持家的传统还是造就了一批忻氏文人，他们的作品在同时代鄞县文人中并不逊色，东钱湖十景诗是忻氏家族首创，后来又写了东钱湖十八景诗。忻氏文人的诗文集如《近水楼遗稿》、《望湖楼诗钞》，尽管由于印量少而成为珍稀绝版书，但一经展读，还是有不少让人击节赞叹的佳句。
另外，“陶公山忻氏”的宗谱虽也是国内罕见，但罕见不等于没有，忻氏家族和鄞县其他重视自家血脉的家族一样，虽不知自身祖先出处，但也努力寻根问祖，隐隐中知有蹊跷，也不牵强附会攀搭名门，修谱中可见前人恪守实事求是的传统甚为难得。近十年来，我们收集到“陶公山忻氏”的宗谱刊本、抄本三十多种，足以证明忻氏文化的底蕴深厚，这些珍贵的忻氏文献历劫复现，也让人感叹忻氏后人为卫护家族文献的百折不挠。
到了近现代，“陶公山忻氏”重视教育的传统精神得到了弘扬，“陶公山忻氏”办了本仁小学、南安小学等好几个小学，为忻氏族人子弟提供了求学方便，而不少忻氏子弟也努力学习，在浙江四中（现宁波一中）、正始中学等中学中都有不俗的成绩，后来有不少人在各地上大学，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学习和研究。
近一百年来，“陶公山忻氏”涌现出一批教师、医师、科学家，其中在教育界有忻腾蛟、忻眉寿、忻捷、忻瑞华、忻瑞忠、忻元华、忻正大、忻福良、忻元棋、忻一义、忻再义、忻重义、忻曼雷（女）等。医务界有精神医学专家忻仁娥（女）、军事医学专家忻美娟（女）、妇科专家忻文华、中药专家忻丁烯、肾病专家忻丁耀、风湿病专家忻亚菲（女）、解剖专家忻元培、心理医学专家忻志鹏等。科技界有核科学家忻贤杰、忻鼎才等，数学家忻鼎稼、忻元龙、忻孝康等，化学专家忻元康、忻新泉、忻佩绅等，电子产品专家忻贤民、忻鼎富、忻寿祥（女）等，电机专家忻贤同、忻志正、忻元镇等，船舶专家忻元健、忻贤鸿、忻士良等，锅炉专家忻泉涌、忻瑶琴（女）等，多路通信专家忻云臣、忻礼元等，药物专家忻祥法、忻继白等。还有防化专家忻定茂（女）、航空物理学家忻鼎定、海事卫星专家忻鼎勇、陶瓷工艺专家忻元华、造船仪表专家忻元镇、机床专家忻月清、电焊专家忻鼎乾等，生物物理专家忻文娟（女）、医学专家忻伟钧等，他们都在不同领域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还有著名年画家忻礼良和雕塑家、画家忻鸿祥父子，舞美灯光专家忻熊鸣，作家忻礼一（李之华）、忻才良，历史学家忻平，外语专家忻芝卿、人力资源专家忻榕（女），四明宣卷演员忻礼洪（红），越剧演员忻雅琴等，都在文化艺术方面显示了各自的才华，为忻氏家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产。
“陶公山忻氏”的杰出人物
忻恕、忻锦崖
当东钱湖遇到有人占湖毁湖时，前有忻恕向鄞县知县周镐建议治湖，后有忻恕曾侄孙忻锦崖在二十年中不屈不挠呼吁治湖，并赴京告状饱受苦难，终于感动有力者出资成立湖工局整治东钱湖，他还创议并参与修成了鄞县第一部湖志《东钱湖志》，为家乡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忻江明
学养深厚的忻江明，在一九○二年和一九○四年两榜连中举人和进士，后在安徽任知县、知州，官声甚好。退隐后协助张寿镛编校宁波文献巨著《四明丛书》，又续编《四明清诗略》，为宁波文献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忻江明家族也是值得忻氏族人自豪的一个书香门第，忻江明之子忻焘，擅长诗棋书画，篆刻近似浙派。忻江明之孙子孙女，都饱读诗书，各有所长，长孙忻可权精于书法篆刻，任安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篆刻协会副会长。孙子忻可坊任上海市财政局党委书记、闸北区区委书记、人大主任，亦善书法。忻可闻为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在围棋、象棋和桥牌上都有不俗造诣。忻鼎亮为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的运动力学专家，亦为围棋和桥牌大家，又是京剧名票。
忻壹（忻汰僧）
在清末民初之际，有忻壹（字汰僧）成为宁波司法界的先行者，他思想开明，身体力行参加宁波的社会活动，担任宁波总商会代表、鄞县农会副会长和鄞县律师公会代会长，并出席第一届全国律师大会。大革命期间他是国民党在宁波第一个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时他为救共产党员还被捕入狱。由于他的家教，他的长子忻启三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地理学家，他的次子忻介六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的三子忻去病也是宁波知名律师。
忻成义
忻成义本是在上海黄浦江上划船的劳工，后来经过自身努力，后来成为渔商保安联合会代表、沪渔民永安公所代表、大达轮埠公司代表、三北轮船公司襄理、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理事、主席团成员。忻成义成为上海轮船业头面人物后，不忘他童年时初心，要让清明时节上坟的人遇雨时有地方躲雨，用三万大洋在庙陇买田数亩，造了一个坟庄。还以他幼时避雨的那棵大枫树为名，叫红树山庄。此事体现了忻成义不忘初心、为富为仁的人格精神。忻成义的孙子忻元健后来也成为我国海军的护卫舰动力设计专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发的国防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金奖章，为海军的舰艇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忻元锡
忻元锡早年随父由上海迁居定海，后在上海谋生，抗战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领导上海煤业救护队、新四军总兵站，后在苏中、华中解放区长期从事后勤保障和经济发展工作，后来是上海市副市长和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兄长忻慰之（元爵）和妹妹忻云英，也在忻元锡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一门忠烈，成为“陶公山忻氏”中著名的革命家庭。忻元锡长女忻梅青、忻慰之长女忻韦廉都学有专长，是英语翻译专家。
忻礼轼
他从小勤奋好学，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毕业，在商场转战多年，一九四九年后成为上海工商界人士中担任国营公司经理的第一人，六十年代又应香港王宽诚之邀去香港发展，成功开拓商贸新天地，他长年担任甬港联谊会的会长和永久名誉会长，八十年代起又积极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为开发深圳和发展宁波贡献了力量。他还多次出资帮助家乡学校和家族活动，捐款修复忻氏的陶公山端一太公墓和子西太公墓，捐赠龙舟，支持修复忻氏宗祠，为忻氏宗祠题写门匾。
“陶公山忻氏”的各业人才
由于在东钱湖边生长的原因，忻氏有一些驾船远航的职业传统，因而在近现代也出现一些航海人才，如清末时有南洋水师横海兵舰管带忻成发、祥云兵舰和横云兵舰副管带忻自明、民国时有大达公司商轮正领江、甬兴商轮船主、老宁绍轮船主、新宁绍轮船主忻季香（济相），福海渔轮舰长忻成臬（玉润），江浙两省庆安巡洋舰舰长忻礼煦，财政部上海盐务办事处两浙局海州舰舰长忻蔼芳，芷江轮船长忻成方，泰昌祥江苏商轮大副忻礼富，穿山轮大副忻信昌，中国海军咸宁舰领江忻元梓等。
在海上捕鱼业中更是出现了忻阿来这样的“渔民教授”，既是捕鱼高手，又是中国第一个机帆渔船的带头船老大，创造了一网围捕大黄鱼九百八十担（一担为五十公斤），以及一夜捕捞带鱼一千担的高产纪录。
同时，在上海近现代城市发展中，“陶公山忻氏”也有了更多的行业发展选择，如在陶公山开广生祥百货店的忻元愉，在上海开设了篷帆厂和灯泡厂。一些渔民出身的忻氏族人，在上海成了冰鲜业的老板。到上海谋生创业的忻氏族人，有木行业的忻佐廷、忻元爵，生猪业、烟草业的忻文尧，五金业的忻礼枨，机械业的忻将翁，机器船业的忻贤鹤，制笔业的忻惠生，电焊业的忻芸牕，绸布业的忻礼文，粮业的忻耘青，糖业的忻生岳，蛋业的忻礼左，药业的忻敬甫，运输业的忻礼庠、忻一清，烟草业的新兄弟烟公司创办者忻礼泉、忻礼宗兄弟等。有几位还成了行业的代表人物，如冰鲜业敦和公所代表、同业公会会长忻佑生（友笙），鱼船南北联合会会长忻岳生，生猪业行业公会理事长忻筱康，柴炭业公会代表忻鼎山（三），鲜鱼业代表忻连卿，扬子领港公会代表忻兴聚，砂石驳运工会主席忻元功等。
“陶公山忻氏”的族人联谊
还有一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物忻锦昌，退休后为忻氏家族做了一件十分伟大的事，他骑着脚踏车在上海寻访忻氏族人，又得到上海市副市长忻元锡、闸北区人大主任忻可坊的支持，十多位热心于家族联谊的“陶公山忻氏”族人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了第一个忻氏联谊组织——上海忻氏联谊会，编印了第一份忻氏会刊——《陶麓通讯》。上海忻氏联谊会后来在上海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和上海鄞州经济建设促进会的领导下，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支持修复忻氏宗祠，积极联络各地忻氏族人，在汇集忻氏家族凝聚力，研究忻氏历史文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正因为有这样一些“陶公山忻氏”的后人，联络了全国各地的忻氏族人，海外的忻氏族人也闻风而至，通过中国忻氏网等新媒体，展开了有益的交流。
二十多年来，“陶公山忻氏”找到了分别多年的“墩头王忻氏”后人，还和北方忻氏、台州忻氏、德清忻氏、嘉兴忻氏、长葛忻氏等家族一起，建立了中华忻氏历史和文化研究会，致力于寻根问祖，和海内外忻氏族人联谊。
同时，在忻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也有很大收获，为保存历史文献，编印了五十册一套的《忻氏文献丛书》，编印了六十万字的《忻氏回忆录》，编印了《忻氏》会刊七十多期、《忻氏文史信息》六十多期，新修忻氏支谱近十种。正在筹建的忻氏宝库也得到了不少忻氏族人的支持，捐赠各自积累的忻氏手稿、图书和电子文献，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忻氏历史文献和文物。
近些年，由于家族文化研究的复兴，寻根问祖和重修家谱之风再热，忻氏后人也参与其中，希望通过用现代科技寻到祖先来源，希望重修家谱加强家族凝聚力。目前已有多人参与遗传基因测试项目，获得忻氏遗传标记的信息，还有五十多个家族在重修支谱，这些都给忻氏历史研究增添了不少后劲。
鄞县忻氏家族的发祥，是一种历史际遇，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幸运，所以对千年忻氏史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十分珍惜的姓氏家族。因此，忻氏历史文献研究对于一个姓本稀僻的小姓家族来说，既是一种本家族的精神传承，也是一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添砖加瓦，所以忻氏历史文化研究的成就也是一种填补国家文化空白的奉献。

本文作者
忻元龙，忻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忻惠发，上海忻氏联谊会干事长、《忻氏》会刊编委会主任
林鸥，忻氏历史研究者

本文发表于《鄞州文史》杂志，此次又作重要修改后发表于《忻氏文史信息》和《忻氏》会刊，并对提供意见的忻锦帆先生表示衷心感谢！